每个人记忆中都有这么一个地方,悦耳动听、溢满童趣,那是我们小时候念书的地方——小学堂。今天,让我们走进黄年忠先生记忆中的小学堂,重拾那段美好的时光——

时常想起我小时候念书的地方——小学堂。

上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国家为了普及小学教育,几乎每一个村庄都建起了一所小学。那时候,长辈们喜欢把学校称作学堂。小学堂,悦耳动听、溢满童趣。 

小学堂建在我们村庄的中心位置。村庄东西狭长,一条波浪不宽的立新河,像一根长长的银条,把村庄分为南北两片。“两片”中间架着一座五六米宽的小桥,把村庄紧紧地焊接在一起。小学堂就座落在北桥尾正前方一点。没有大门,左侧门垛上挂着白底黑字的木质校牌——黄庄小学。

小学堂特别简陋。整个校园没有围墙,就前后两排普通平房。后排是一到三年级教室,中间一个办公室。前排左首边两间宿舍和一个厨房,右首边是四五年级教室,之间一条南北通道。小教室的房顶都是瓦下铺着苇席做成的。有的苇席受到雨水侵蚀,发黑,甚至腐烂了,露出了不少小洞、小缝。雨天,教室里常常漏雨,漏下来的雨滴一会儿就能将地面冲出好些个小凹槽来。

办公室的大挂钟,用来掌握上下课的时间。走段时间,它就累了,慢了,需要给它卯劲儿。这个活儿都是校长“咔嚓咔嚓”地用一个小零件、顺时针方向上紧发条。大挂钟报时的“当——当——”声,至今萦绕在我耳畔。不管什么季节、什么境况,它都不带有任何情绪,总是那样平和、厚道。想起那钟声,常有种禅意悠远的陶醉。

挂在办公室门前屋檐下的小铃铛,用来号令上下课。这小铃铛真有趣,在不同的人手下,打出的“当当”声大相径庭。有的短促清冽,有的不紧不慢,有的拖泥带水。不同的节奏,表示着不同的命令。我依稀记得“当——当——”,表示预备上课了;“当当——当当——”,正式上课了;“当当当——当当当——”,表示下课了。有一次我们异想天开,竟用一个芦竹杆儿去“打”铃绳,以此牵响铃声。突然一声响,我们如鸟兽惊散,跑开去,见没有什么动静,又哈哈大笑起来。

小学堂的东北角,有个小河。春天来临,惊蛰过后,淅淅沥沥的春雨下起来,四面八方的雨水就聚拢来,小河又恢复了生机。河边的小草小花次第开放,满河的翠绿,满心的期待。期待水边早早地生出小蝌蚪,我们就可以偷偷地拿着玻璃小瓶子,去捞小蝌蚪玩。

小学堂,让我永远怀想的,是我敬爱的先生们和游戏的童年。

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常常称老师为先生,社会上通用的称呼也是如此。直到我师范毕业,当上了教师,还有家长叫我“黄先生”呢!先生,乃受人尊敬、颇有学问之德者!

小学堂五个班级,就是五个年级。学生几乎都是我们庄上的。一个班也就二、三十人。教我们的先生,一共有六位。两位女老师,我们也叫她们先生。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挎着蓝布小书包,跟着父亲,怯生生地走进了小学堂,走到了人生的第一位先生面前。

至于怎么跟着先生学会“人口手、大小多少”、“一加一等于二,……”、“ɑ、o、e、i、u、ü……”的,一概想不起来了。倒是先生的一些琐碎的趣事,始终抹不去。

那年底,先生结婚了,买了一辆新自行车,永久牌的。要知道,那年月能买一辆自行车,相当不易,且不说价格昂贵,一般人家不敢问津,就是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先生珍惜车子,特别是冬天,路上“融冻”后用车,会粘上很多烂泥巴,他特别心疼,常常让我和另外一个伙伴儿做他帮手,擦洗新车。我们的手小,能擦到先生够不着的旮旯。用小竹签一点一点剔泥,用井水一遍一遍冲洗,用抹布来来回回擦拭。最后,先生会给车的部件“上油”润滑。

先生看着恢复原样的新车,常常摸着我们的小脑袋,说:“干净了,干净了!来,上车,我带你们溜溜。”于是我和小伙伴一个坐“单杠”,一个坐后座,就在门前的小平地上兜起来。先生撩起的呼呼风声,仿佛“永久”地吹拂在我们的心海,如春风荡漾。

先生水平不高,也就初中毕业,又是第一年代课。所以,这期间我们有个任务,就是帮先生去借邻村先生的备课笔记。备课笔记封面是天蓝色的,每次打开来,里面的字总是整整齐齐,端端正正。课题的每一个字都用红笔勾勒,连课文序号都是别具一格的美术字体。小小的我,就想着将来也一定要把字写成这般漂亮。

二年级了,一位30多岁的女先生,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留着齐耳头发,带着一副棕色边框的眼镜,是小学堂两个公办老师之一。她说话、教课轻言细语,但很有节奏和力感,就如同她走路一般,轻快而富有弹性。写字时,她要求我们举起手,跟着她一起写;读书时,鼓励我们配上动作,摇头晃脑。最感谢这先生的,是让我们认识了风琴,教会了我人生的第一首歌《一分钱》。

一天天长大,我的胆儿也一天天肥起来。到三年级时,时常弄些恶作剧。前面的同学背靠着我桌子,我猛一拉,差点让他仰面朝天。夏天午睡时,用毛笔给熟睡的同伴画上“八字胡”。课上用一根细细的牛筋管穿过桌缝儿,偷偷吸吮自制的“汽水”。先生没少告我的状,心里有点抵触情绪。

可有一次,让我彻底喜爱上了这位先生。那是第二学期开学的时候,先生让我们带学费。我回家向父亲说了,可父亲凑来凑去,少五块钱,就吩咐我先去上学,可我赖着不去,父亲的巴掌几次举起又放下,拗不过我,只好陪着我去。先生已经在班了,一看到我挂着的泪痕,似乎明白了八九份,就拉起我的手,对父亲说,“差点钱没事,让孩子先来吧,等年底猪卖了再给不迟,我先垫上。”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感动得流泪,但现在一想起来,真是感动得要流泪。

四年级,升到了前排教室。先生竟然是新分配来的一位“美女”,据说,她父亲是个大干部,因为刚随丈夫退伍转业,工作还没确定,就先到小学堂了。刚开始,我们称她“黄先生”,她一脸的惊愕,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知道了先生就是老师,她对我们说:“叫‘先生’太土气了,以后叫她老师,其他先生也改叫老师。”

她很喜欢和我们一起玩,跳绳、踢毽子、“捉螺儿”,踢格子。一下课,欢声笑语飘逸在小小的操场上空。有一次上级要来听她课。她很紧张。为了防止课上“卡壳儿”,她预选了几个书读得好点的同学,反复练习各自的段落,然后吩咐大家:当她提到分段朗读课文,哪些同学愿意读的?大家要争着举手,然后她会喊某某同学读第几段。领导来听课了,当进行到分段朗读时,也许她太紧张,把预设好我读的段落给记错了。我连忙站起来,大声地说:“黄老师,你弄错了,我应该读第三段。”教室里顿时笑出了声。

五年级,小学堂最后一年。我们已经开始有了性别意识,不愿意与女生同桌。如果同桌了,桌面上会画上一道“三八线”。有些桌面“三八线”已经很深了,可轮到谁坐,还是要在上面再强化一下。课间男孩女孩也不一起“挤麻油”、跳绳、踢毽子了。男生遇到女生,也只是偷偷地看一眼,脸可能还会红起。女孩子喜欢玩“挑花单儿”,就是一个人用红头绳绕在两手指尖,另一个同伴用手指来“挑”,能“挑”出各种各样的花式。女孩子们那翘起来的兰花指,特别小巧玲珑。

男孩子向力量型发展,展示出好斗的英雄本性——“斗脚拐儿”。一只脚独立。另一只脚抬起,脚跟收至腹部,双手抓紧脚踝,大腿和小腿形成一个膝盖朝前的三角形。膝盖始终朝前,随时准备进攻。当双方相距远时,独脚跳着向前冲,期望一下子将对手冲倒。不能成功冲倒对手,进入胶着状态,就采用“压”“挑”对手“膝头盘”。谁先跌倒,或者谁脚先着地,就算败。“挑战赛”最吸引人,斗者威风凛凛,像骑着战马的勇士。有时引得女生也来观战,斗者更是兴奋,如初生牛犊一般。

上课了,我们个个规规矩矩,正襟危坐。因为两个先生管着我们。一个是校长,任教我们数学;一个是教导主任,任教我们语文。两位先生都是外庄人。每天骑着自行车,早早地就到了小学堂。有时大雾,他们的眉毛、头发上还挂着小水珠。

教语文的老先生五十七岁了,皮肤黝黑,个子不高,很敦实;喜欢披一件藏青色大衣,金黄色的大纽扣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先生上课特激情,声音传出好远。他只能用正宗的西乡口音朗读课文,但抑扬顿挫、有声有色。《金色的鱼钩》让我感动不已,《董存瑞舍身炸碉堡》让我热血沸腾,《烈火中的邱少云》让我攥紧拳头……

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小学堂大多已经撤并。我们的小学堂改作了小作坊,当年的风物荡然无存。但每每回老家,经过她的身旁,总想起他曾经的模样,更有六位先生鲜活的形象,他们和我们的快乐时光。

小学堂,曾经如散落在中国大地上的星星,点亮了一颗颗懵懂的童心,放飞了一串串美好的梦想。

永生难忘,我们的小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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