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解放战争时期的领导艺术

855 阅读 0 评论 0 点赞

摘要：解放战争时期的毛泽东，在战役指挥上，给前线指挥员以高度信任，一再表示对具体作战指挥“不遥制”，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对于前线指挥员偶尔出现的作战失误，也总是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宽慰；战略决策前虚心听取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建议，甚至为此做出重大的战略调整，体现出高超的指挥艺术。

关键词：毛泽东　解放战争　领导艺术

毛泽东曾说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的战争。”周恩来也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1]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凭借一封封电报，就能够指挥千军万马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一方面得益于毛泽东娴熟的领导与指挥艺术，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高度的集中统一和各级干部对中共中央决策的自觉并且创造性地贯彻执行。

“不遥制”“甚慰”体现出高度信任

人民解放战争能够迅速取得胜利，与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人民解放军有一个英明的统帅部是分不开的。当时，全党自觉维护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权威，与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各战略区负责人高度信任，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

1947年2月莱芜战役之后，国民党军吸取了以往分路进攻易被分割歼灭的教训，对华东野战军采取“密集靠拢、加强联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新战法，使华东野战军无法将其分割和各个击破。5月初，为了寻找战机，华东野战军主力主动后撤至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待机，让国民党军放胆前进。果不其然，5月10日，国民党军集结15个整编师近30万人由临沂泰安一线，分三路北犯，进至莱芜、新泰、蒙阴、汤头之线，为华东野战军迎来了等待已久的歼敌机会。5月12日，毛泽东指示陈毅、粟裕：“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竟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2] 毛泽东的高度信任给陈毅、粟裕很大的信心。他们原计划先歼击已进入沂水以南地区的敌第七军及第四十八师，在得知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孤军冒进后，决定先围歼整编第七十四师，并获得中央军委的批准。随后，华东野战军发动孟良崮战役，以对敌5 : 1的绝对优势兵力，将该敌全歼，也由此打破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1948年6月中旬，华东野战军发动豫东战役。战役发动之前，华东野战军原计划在鲁西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军。该军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是国民党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有很强的战斗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曾多次同其交过手，但一直未给予其歼灭性打击。6月13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和副参谋长张震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说，计划分三步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五师、第五军和整编第八十三师，决定于6月16日晚完成对第七十五师的分割包围，发起歼灭第五军战役。此电发出后，粟裕发现第五军与第七十五师靠拢，打整编第五军的条件不具备，遂决定先打河南省会开封再打援敌。6月15日，粟裕、张震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国民党军正寻找华东野战军在鲁西南决战，我军不宜在正面与敌对峙。因此，决定以一个兵团包围开封而攻占之。他们率3个纵队到曹县及其东南地区，阻击第五军等部西援，以掩护攻打开封的我军完成攻歼开封守敌任务。这是对作战计划的一个重大改变。电报发出一天后，不见中央军委回复，粟裕又于16日致电中央军委，再次请示先打开封后打援敌的问题。6月17日，中央军委复电粟裕、张震：“完全同意十六日午电部署。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3] 华东野战军随即发动豫东战役，一举攻克开封地，攻城加打援歼敌4万人。这也是全面内战爆发人民解放军攻占的第一座省会城市。接着，又在豫东的睢县、杞县地区，歼灭国民党军5万人。

1948年9月，济南战役临近结束时，粟裕就建议立即进行淮海战役，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10月31日，粟裕在给中央军委并陈毅、邓小平和华东局电报中提出，战役将于11月8日晚发起。然而，就在此时，蒋介石也正在组织所谓“徐蚌会战”，企图在淮海地区同人民解放军决战，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至徐州作具体部署。在徐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国民党军各兵团负责人纷纷报告说在他们防区的正面发现解放军重兵集结，解放军主力将由鲁西南南下。于是，顾祝同决定放弃海州和连云港，固守徐州，将兵力集结于津浦路徐蚌段作攻势防御。粟裕了解些情况后，决定将战役发动的时间提前两天，即由11月8日夜晚改为11月6日夜晚，粟裕、陈士榘（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张震等向中共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等报告作战部署。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等并告陈、邓电，完全同意他们在战役开始后的具体作战部署，并指出：“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4]

11月22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黄百韬兵团12万人被歼。这时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仍有杜聿明集团、黄维兵团、李弥刘汝明两兵团等军事集团。还在淮海战役发动之前，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就提出先打孤军冒进的黄维兵团。歼灭黄百韬兵团的第二天，刘、陈、邓请示中共中央军委：“歼灭黄维之时机甚好”“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实行”。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电是，不但完全同意刘、陈、邓提出的先打黄维兵团的作战计划，而且明确表示“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5] 。11月25日，中原解放军完成对黄维兵团的合围，开始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围歼黄维兵团。到12月15日，全歼黄维兵团12万人。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就此回忆说：“军委、毛主席善于采纳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及时修改计划，适应已经变化的情况，并再次重申给予总前委刘陈邓‘临机处置’之权，这是淮海战役所以能顺利发展并取得全胜的一个重要原因。”[6] 很显然，这种“临机处置”之权，是建立在下级对上级权威的自觉维护、上级对下级能力的高度认同上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上下团结一心的生动体现。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大量的电报，其内容自然是作战指示的下达和前线指挥员请示的回复。许多电文已收入公开出版的多卷本《毛泽东军事文集》之中。翻阅毛泽东起草的这些电文，就会发现“甚念”“甚慰”成为电文中的高频词，前者往往是对战况的询问，后者则是对前文请示的回电。文字虽短，但充分体现当时党内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体现中共中央对前线指挥员的关心与信任。

反观蒋介石，一方面要求部下忠诚于他，另一方面对手下将领又缺乏基本信任，指挥部队作战“遥制”是常态，并且喜欢超级指挥，弄得下级无所适从。白崇禧评价说：“蒋老总指挥作战连一个交警大队、一个步兵营也要干涉，弄得前方将领束手束脚，动弹不得”[7] 。李宗仁也说：“我方指挥系统的毛病亦多。最重大的一个缺点，便是蒋先生越级亲自指挥”[8] 。蒋介石这种指挥方式可以说是费力不讨好，不但使前线指挥官失去主动性，变成被动执行的机器，而且弄得自己十分辛苦。他的重要谋士张群说：“领袖无论在清晨，或午夜，有时甚至通宵，时时均有电话，或是接前方报告，或是给前方指示，不但在政治上要日理万机，而且还要管军事。”蒋介石自己为此感到甚为委曲。他说：“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以为统帅部对各级将领限制太多，拘束过严，这是不合事实的。如果我们一般将领能够彻底奉行命令，誓死达成任务的话，那我何至象今天这样的辛苦？”[9] 不检讨自己的责任，反而指责属下无能和不听指挥，是蒋介石一贯的指挥作风，其结果是上下互相埋怨指责，内部离心离德。要说蒋氏也很勤政，但缺少应有的领袖风范，喜揽权不善放权，对下级好指责而不为其担责，结果自己的忙碌换来的却是国民党的失败。

下级仗没打好不指责而宽慰

毛泽东曾说过，打三个仗，两个打胜了，一个打了败仗，就算好的将军。邓小平也说：“没有常胜将军，没有不打败仗的队伍。”[10] 与蒋介石在指挥作战时总是对部属指责，并且多方推卸自己的责任不同的是，中共中央对各战略区取得战役的胜利总是及时予以肯定与表扬，对偶尔的作战失利也予以充分的体谅。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之后，为了配合刘邓大军渡黄河南进，华东野战军于7月初实行分兵作战，由陈士渠、唐亮率3个纵队进军鲁西南，叶飞、陶勇率两个纵队向鲁南出击，陈毅、粟裕、谭震林直接指挥5个纵队继续在鲁中寻找战机进行内线作战。这便是华东野战军历史上的“七月分兵”。这次分兵使得华东野战军内线作战部队的实力明显下降，加之孟良崮战役之后产生了一定的骄傲轻敌思想，使得南麻战役和临朐战役打成了消耗战，未能歼灭敌人，且使敌人占领了胶济线。作为华东野战军重要后方物资基地的胶东有被敌人占领的危险。同时，进行外线作战的5个纵队由于离开了根据地，在多雨的夏季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

由于仗没有打好，具体负责战役指挥的粟裕于8月4日向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发电作了检讨，请求处分。粟裕在电报中说：“自五月下旬以来，时逾两月，无战绩可言。而南麻、临朐等役均未打好，且遭巨大之消耗，影响战局甚大。言念及此五内如焚。此外，除战略指导及其他原因我应负责外，而战役组织上当有不少缺点及错误，我应负全责。为此，请求给予应得之处分。”[11] 充分体现了一个前线指挥员主动担责和自觉的自我批评精神。

8月6日，华东局复电粟裕，非但没有责备粟裕，反而对其进行了充分肯定，强调在过去20年的革命战争中，“你对党对人民贡献很大”，并勉励“只要善于研究经验，定能取得更大胜利”。同一天，作为华东野战军主要负责人的陈毅也为此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东局说：“我认为我党二十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前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又说：“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故力取教训以便再战。”[12] 陈毅同样对粟裕作了高度评价，而且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为华东野战军的主要领导人，陈毅不居功，不诿过，而是放手让粟裕具体负责作战指挥，使粟裕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粟裕则十分尊重陈毅。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陈毅去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工作，粟裕得知后请求中共中央保留陈毅的华东野战军的职务，并且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充分体现了中共高级干部间的精诚团结，与国民党内部的尔虞我诈形成鲜明的对比。

中共中央军委也在这天复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目前整个形势对我有利，敌已分散，我已集中。”“此次华东各部虽有几仗未打好，但完成了集中兵力、分散敌人之巨大任务。”“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并问全军将士安好。”[13] 不但未对前方指挥员进行指责与批评，反而给予充满温暖的安慰与鼓励。

在作战问题上，蒋介石不但亲自指挥而且常常越级指挥，结果老打败仗；打了败仗不承认自己的失误，还诿过于人，指责属下。1947年上半年，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上连吃败仗。1月，鲁南战役失败，被歼5.3万人；2月，国民党军在莱芜战役中被歼5.6万人，连同南路和胶济路作战，共被歼7万余人；5月，在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军“五大军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3万余人被歼。对于鲁南战役的失败，蒋介石指责的对象是薛岳（时为国民党徐州“绥署”主任）。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乃伯陵(即薛岳)指挥错误，对战车重炮皆置于最前方突出部，且其时甚久，此无异送精械于匪部，违反战术原则所致也。”而对莱芜战役的失败，蒋介石找到的替罪羊是陈诚（时为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他在日记中说：“临沂收复以后，辞修(即陈诚)以为匪已向黄河北岸溃窜，故对剿务一若已完者，故其自徐州回来请病休假，且时现自足之骄态。”对于孟良崮战役的失败，蒋介石埋怨的对象是指挥这次战役的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徐州指挥所主任顾祝同，说“顾总司令对先攻莒县不攻沂水，使我进攻坦埠之第七十四师孤立被围，其指导错误，殊乏常识，其愚拙不可恕谅”[14] 。总之，打了败仗就说高级将领无识、无能，从不反思如此多的将领无能，岂不说明他这个统帅亦无能。“能领兵者，谓之将也”“能将将者，谓之帅也”。国民党内不乏能领兵作战的将才，但缺少一个虚怀若谷的帅才，导致上下不能同心，左右难以合作。

高度重视前线指挥员的意见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但充分信任前线指挥员，而且善于采纳吸收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建议，及时调整作战方针和重大决策。

1946年6月在全面内战即将爆发之际，中共中央为了变被动为主动，通过战胜国民党军队从而使其停止大打，实现国内和平，6月22日就晋冀鲁豫和山东的战略任务致电两战略区负责人：要求晋冀鲁豫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尽可能攻取长垣、考城、民权等十几个县城，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取黄口、砀山、虞城等各点，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同时要求“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15] 其战略意图是在外线出击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和扩大新解放区，保卫老解放区，并保障中原解放军的安全，就是在全面内战爆发之时，人民解放军主动出击，进行战略进攻开展外线作战。

为了实施晋冀鲁豫和山东主力向南出击的计划，6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分局，要求以华中野战军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南)通扬(州)线上之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和政治委员谭震林率领不少于15个团之主力部队，兵出淮南，与山东野战军主力配合，一举占领蚌埠、浦口间铁路，彻底破路，歼灭该地区之敌，恢复淮南解放区，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并限于7月1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攻击。[16]

粟裕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后，“对可能产生的各种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认为淮南地区人口少，抗日战争后期这里环境比较安定，转入战时状况需有一个过程，如果华中野战军主力在淮南作战，后勤供应则仍需要苏中供给。而且由于华中野战军主力离开，苏中有可能被国民党军占领。苏中紧邻南京、上海，如果不战而弃不但政治影响不好，而且苏中地富人稠的有利条件将被敌人所用。同时，淮南之敌有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第五军和整编第七十四师一个旅，兵力较强，而苏中之敌较弱。基于这个情况，粟裕于6月27日致电中央军委和陈毅，建议华中野战军主力先在苏中打一仗之后再西移。随后，粟裕又从驻地海安赶到华中分局所在地淮安，在同华中分局领导会商后，于6月29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再次建议先在苏中打一仗后再西移。[17]

粟裕的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同意华中野战军暂缓调动。7月初，中共中央从各方面了解到“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于是明确指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18] 。7月13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指出：“苏北大战即将开始”“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这实际上改变了原来的敌进我进、外线作战计划，而是先在内线歼敌再转到外线。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不但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表明是蒋介石挑起内战，人民解放军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有利于获得社会理解与同情，而且能够利用解放区的有利地理和群众条件歼灭敌人，以达到初战必胜的目标，鼓舞解放区军民的士气和胜利的信心，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作这么大的战略方针的调整是很不容易的，这也说明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胸襟，解放战争之所以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是集全党智慧的结果。

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的半年时间里，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地区，初步在这里站住了脚；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在豫西和豫陕边界建立了豫陕鄂根据地；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转战豫皖苏地区。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对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和南京、武汉构成严重威胁。蒋介石为了摆脱战略上的被动地位，决定将全面防御改为重点防御。1947年12月，蒋介石在九江设国防部前线指挥所，由其国防部长白崇禧负责，调集33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开展大规模的“围剿”。在整个中原战场的敌我兵力对比上，国民党军还有一定的优势，共34个整编师、79个旅，除用一部分兵力担负重点点线的防御，还可以集中较大的机动兵力在各要点之间往返驰援，对解放军进行战略进攻，“国共两军在整个中原地区，基本上处于胶着相持的状态”[19] 。

中原战场的这种僵局，迫使蒋介石改变战略部署，吸引国民党军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1948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粟裕（陈毅因参加十二月会议此时尚在陕北）：由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从湖北择地南渡长江进入湖南、江西，在这里与国民党军周旋半年至一年的时间，然后“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20] 。至于渡江的时间，可在2月、5月或秋季。

接到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后，粟裕从驻地河南临颍立即率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北渡黄河，于3月16日是到达濮阳地区休整并做南渡长江的准备。与此同时，粟裕也在考虑究竟是分兵南下渡江作战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的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思考，粟裕认为要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彻底打败蒋介石，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必须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国民党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地区。至于派三个纵队南渡长江进入江南，固然会对国民党产生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但三个纵队渡江到江南达不到打大歼灭战的目的，而且会遇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面临兵员补充、粮弹供应、伤病员安置困难等不利条件，并可能造成南下部队大幅减员。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这里国民党虽然集结了重兵，但需要守备的点线多，其机动兵力相对减少；黄淮地区交通发达，固然便于国民党军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解放军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迅速集中兵力，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这里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大批人力物力的支援，而且新开辟的新解放区各项工作已有初步基础，已有一定的支援战争的力量。[21]

在经过反复考虑并征得陈毅和刘伯承、邓小平的同意后，4月18日，粟裕致电中共中央说，我大兵团远离后方作战，得不到群众较好配合，行动不易保密，伤病员难安置，补给困难，重装备不能发挥作战能力，变成拖累。如我军南进未能调动国民党军在中原的几个最强的整编师南下，会使中原地区遭到摧残而难于恢复。因此，粟裕建议在中原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依托后方作战，以便得到足够的炮弹、炸药等补给，发挥现有装备之作用而大量歼灭敌人，求得在中原地区打几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的发展。[22] 同一天，刘伯承和邓小平也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认为“如果粟部迟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23] 。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粟裕及刘、邓的建议十分重视。4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陈毅、粟裕，要其尽快到中共中央当面汇报。4月30日，陈毅和粟裕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阜平县的城南庄。在听取陈毅、粟裕的汇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同意了粟裕提出的方案。5月5日，中共中央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华东局指出：“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即开封和徐州，引者）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24] 由派部分主力先遣江南作战转变为决战中原，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对需要高度集中的军事指挥来说，这可以说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典范”[25] 。对如此重大的战略决定提出改变建议，对这样的建议大胆予以采取，这对建议者和采纳建议者都是需要很大的勇气。随后，依照在中原打几个较大的歼灭战的方针，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的指挥下，相继发动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并与中原野战军一起发动了淮海战略，将南线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消灭在中原战场上，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正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前线指挥员的高度信任，使他们能够根据敌情的变化及时调整作战方针，达到在最有利的时机最大限度歼灭敌人的目的，从而只用三年的时间就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集团，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注释

[1]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369.

[2][2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70, 459.

[3][11][12] 粟裕文选：第2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4:498, 332, 332-333.

[4][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177, 269.

[6] 李达军事文选[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3:291.

[7] 朱鼎卿. 蒋、桂矛盾的几点见闻[M]//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新桂系纪实:下集. 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编印, 344.

[8] 李宗仁回忆录[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681-682.

[9] 朱宗震、陶文钊. 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M]//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6卷. 北京：中华书局2000, 40.

[10] 邓小平文集：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334.

[13][15] 毛泽东文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281, 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