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走向时代前沿的哲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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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德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来源=《领导科学论坛》2020年第8期。

摘要=从实质上说，哲学并不是一套现成的知识，而是思考。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哲学是对人的思考的一种自我批判性反思。仅仅就提供新鲜知识来说，各学科都有各自的知识系统，因此这方面并不是哲学的特长。当然，哲学也有哲学的知识，哲学的知识也是哲学思维体系大厦的砖块。哲学是代表人类理性和智慧的一种高端形态，但是哲学大厦不是砖块的堆积，而是大厦构成的样式和过程。

有人评价我们如今身处于“价值观念大裂变、价值观念大冲突”的时期。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裂变、在冲突呢？人们有着不同的立场和看法，因此争论得较为激烈。从价值观念研究的角度来讲，人们重视的是态度和情绪背后所表达的尺度和思路。

一、哲学不是知识，而是思考

哲学并不是一套现成的知识，而是思考。自黑格尔以来，大家都知道哲学是对人的思考的一种自我批判性反思。仅仅就提供新鲜知识来说，因为各学科都有各自的知识系统，因此这方面并不是哲学的特长。当然，哲学也有哲学的知识，也有其思维体系大厦的砖块，代表人类理性和智慧的一种高端形态。但是哲学大厦不是砖块的堆积，而是大厦构成的样式和过程。

所谓“思想”，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认知或知识系统，即人们对外部世界、客观存在、事物发展的逻辑和规律等方面的认识和了解。二是态度问题，即和自己的利益、需要、能力相联系的价值取向。知识都是前人发现、提炼、凝结出来的一些确定的认识，并成为我们现在思考的根基。但是，我们的思考中不仅有“知不知”的知识问题，还有和人的立场站位相联系的态度问题。“态度”包含理性的价值观念，也包含非理性的价值意识，如欲望、情感、意志等。故此，“思想”不仅仅是知识的储备、整理、使用和延续，也是态度的形成和显现，是知识和态度互动产生行为冲动，启动实践的内在过程。理解了这一点，就不能再把人的思想简单地看作只是知识的多少等理性问题，还要与自身的生活状态、社会立场、价值取向所决定的态度联系在一起，即把思考看作是一个知识与态度的互动过程。唯此，才能完整清醒地看待人们的多元思想表现。

对于哲学来讲，存在“学哲学”“用哲学”和“做哲学”的关系问题。很多老师喜欢讲“做哲学”。其实，“做哲学”是把哲学当作一个知识体系去研究，这是哲学专业的工作。同时，非哲学专业的人以及社会中的各行各业也都有“学哲学”和“用哲学”的必要。人类要想站在思想的高峰，离开哲学和哲学史是不可能的。所以“学哲学”“用哲学”具有普遍性。

那么，哲学应该怎样思考？或者说，如何思考哲学的“前沿”问题？众所周知，只有不断前进的东西才有所谓“前沿”“后沿”之分，这就意味着，要把哲学看作是一个发展着的、不断前进的领域。

哲学这个概念，在现实中有时指它的“学说”形态，有时指它的“学科”形态，有时还指它的“实践”形态；说到“前沿”时，还涉及它的“历史形态”。但是，无论是学说形态、学科形态还是实践形态，都有它们的历史阶段性。因此“前沿”“后沿”也是相对的。不同学科、不同学说应该都有其自身具体的前沿问题。比如，现在研究中国哲学的，特别是研究儒学的，多半觉得儒学如何现代化是前沿问题。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下的“前沿”问题呢？现在很多学者文章研究的问题，都是在做“拨乱反正、返本溯源”的工作。以前受“左”的意识形态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淡化、边缘化甚至歪曲，改革开放以后，对内开放使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涌现出来，对外开放使西方的各种哲学学说涌现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体现为解放思想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包括中国的和西方的。如今回到经典著作的文本中，重新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成为一个“前沿”问题。

二、“前沿”一定是“问题”

现在，整个哲学学科用什么代表“前沿”呢？这恐怕要将哲学与人类的历史、当今时代的问题结合起来才能明确，否则就只有学说“前沿”，没有学科“前沿”。学科“前沿”，主要从哲学的高度上观察、思考人类社会实践的深层问题，也就是哲学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所要面对的新问题。

新形势下，我们所面对的新问题是什么呢？从现象层面来看，目前价值观念的裂变和冲突具有普遍性。不仅中国有，全世界都有。从总体上来看，这些价值观念的裂变和冲突造成人们困境和苦恼的原因恰恰在于，它们都出自同一时代、同一层面上彼此对立的思维，各自代表“两极对立”中的某一极。在不断的观察中，有些人认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思想观念上“新和旧”或“前浪和后浪”的冲突。我们生活在一个剧烈动荡变革的时代，有些旧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感情尚未退出，仍然在起作用。但它们已经脱离历史进步的主导趋势，落后于科技进步和实践启示。有时候看到网上因某件事争吵得很激烈、很胶着、还很伤人，对此深感可惜。在那些很具体的、自己未必知根知底的事情上死磕，一定要分出个我对你错、你死我活这种“两极对立、非此即彼”式的争论已经很久了，但我们仍然走不出它的泥潭。

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世界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我们需要超越过去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对分歧本身及其代表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才能够辨清当今时代的呼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这才是当今时代哲学的“前沿”所在。

达到哲学的“前沿”需要超越两大障碍：一个是研究和治学方式的障碍；另一个是目标取向的障碍，即要超越以观点和结论为目标的“前沿”意识，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前沿”意识。

治中国经典之学，本质上是一种“治史”的学术方式。冯友兰、贺麟、汤一介等大家都曾指出“哲学家”与“哲学史家”的区别。哲学需要哲学史家来厘清学术发展的脉络，但更需要哲学家。哲学家是对人类的哲学处境、问题和出路进行思考、并且提供自己研究成果的人；而研究哲学家的成果、思路和他们的相互关系，是哲学史家的工作。这些年，我们的哲学工作有点停滞和落后于时代的一个原因，是受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束缚，出现了一种“趋史避论”的导向和误区，即把哲学研究和哲学史研究等同起来，仅仅用训诂、考证的方式去研究古今中外的经典，并且“重人不重理、究人不究理”。仅以某一大家、某一学派、某一著作为中心和重点，实际是用史的研究代替了哲学思考。为什么会“趋史避论”呢？这和舆论环境、文化氛围以及体制与管理等有关系，这些是“因”，“趋史避论”是“果”。当然，好的“史”的研究成果能够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资源，带来重大启示，但仅仅停留于此，甚至以为非此则不成为“学问”的话，那么哲学就被弱化了。

三、关于确立“问题意识”

能够代表“前沿”的，一定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时代凸显出来的“问题”。对此，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如果说在答案中个人的意图和见识起着很大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练的眼光才能区别什么属于个人，什么属于时代，那么相反，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马克思说：“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提出新问题，是在老问题基础上的深入，而不是对老问题的回归和重复。历史从来只提出它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一旦作为问题被提出来，那么解决问题的因素就已经存在于现实中了，我们的任务只是找到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信念。我们研究和解决问题，就是要在产生问题的地方去找答案和出路，这与中国民谚“解铃还须系铃人”有点相通。

对于什么是问题，毛泽东同志站在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做过界定：“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研究就是要发现矛盾、解决矛盾，不是把学过的东西当作知识拿来与现实对号。如果仅仅看到事物之间有相似性，或有共同的原因、表现，就认为是一种历史的重复，并把现成的概念或结论挂上去，只能叫“贴标签”，这是把前人的“后沿”当成了自己的前沿。我们要与前人“接着说”，就得知道“接”到哪儿，找到“接口”后再出发，去解决前人没有提出或没有回答的问题，才是真正解决问题，才能“接着说”。现在学术界还有一些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仍停留在以前的阶段。

有人讨论所有制改革，提及了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所言：“权力不可私有，财产不可公有。否则，人类将进入灾难之门。”笔者认为洛克那时说这个话，是有解放思想，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此后西方国家至少已经实践了二三百年，现在是什么情况？洛克表示只是公权力不可私有，不是任何权力都不可以私有，那么有没有“私人权力”的概念呢？公民有没有自己的私权力？同理，如果任何财产（主要指生产资料）都不可公有，那么公权力有没有公有财产作为经济基础？哪个国家完全没有公共财产？政府要不要维护这些公共财产？现实的真正问题已经是：哪些财产应该或只能私有，不能公有；哪些财产必须公有，不能私有。这么多年来，社会实践遇到的不正是这样的问题吗？现在应如何解释和解决这个问题，才是历史的新情况、新问题。

四、治学方式如何适应时代要求

那么，治学方式如何能够跟上时代发展要求？

1.做学问要解放思想、端正学风

进入21世纪，人类的生产方式、科学研究和生活方式，都跟以前大不相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写道：“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学习领会科学发展观，必须深刻把握这个精神实质。把握了这个精神实质，就把握了科学发展观最本质的东西，就把握了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联系及其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可见，“实事求是”是科学认识世界的根本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我们治学的方式应该从各种框子中解放出来，让一切回归实事求是。

笔者认为，治学方式要把握住三个环节：

第一，“学科和学说”的关系

学科属于整个人类，学说是一家一派的，只有学科的发展才能代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如果光有学说没有学科，就会坠入宗派主义的泥潭，不是有效治学的主要方向，没有前途。

第二，“文本与解读”的关系

已有的文字文本是前人对历史生活和实践的解读成果。如果不懂得该文本所依据的生活实践、历史条件和时代问题，即便对文本字句嚼得再烂，也只是在做一种“解读的解读”，即“二手解读”，无法达到一定高度。故此，“倒过来”读经典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即从现在遇到的问题出发，从后向前、从下向上追溯与反思人类思维的发展。现实是一扇窥视过去的窗口，正如马克思所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总之，关注现实、关注人、关注生活、关注历史、关注实践，需要始终保持良好的治学心态。

第三，“问题和提法”的关系

常有这样的情况：本来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也比较鲜明，但是一旦用某个方式提出来，问题就被扭曲、误导了。典型的例子是2018年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历次世界哲学大会都是以一个问题为主题，唯独2018年用了一个命题“学以成人”。本来“怎样理解人对待人”确实是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但它用了一个儒家味很浓的提法，把大家的注意力扯远了。量子力学的主要创始人海森堡曾说：“提出正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大半。”而正确的提法需要有高度的自觉、反思和批判意识，不宜草率。

上述三点是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哲学思维能力的基础性训练，它们共同造就了一个人的学术素养。其收获和表现，就是前面提到的马克思所讲的，会有“老练的眼光”，能够正确地列解“方程”。有些人做学问总是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原因往往是他总想要“得数”，却不肯去学“列方程”。理论，尤其是哲学，研究怎样梳理和分析问题，相当于“列方程”，而不是直接“算账”。要用公式来计算具体问题的时候，即使你的方程式是准确无误的，如果不通过调查研究掌握足够的实际材料（信息），也不可能计算出正确的结果。算账需要在“变量”处填充“实数”，即具体的实际信息（把握特定的条件、要素和范围），否则方程式也只是一个抽象的公式。在“理论联系实际”地回答现实问题时，尤其应该注意这一点。有人是方程式列的不对，有人总是用抽象公式去推导出抽象的答案。当然，这两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总是错的。

2.知识分子要有怎样的道义担当

近些年来，有些人给知识分子设了两个“套”：

一个是过去的“套”——“皮毛论”，即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有依附性，像“毛”只能附在“皮”上一样。为工农大众服务就属于革命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服务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改革开放以来，有人又设了另一个“套”——“公共知识分子”。但这些人完全用政治态度来划分，特别强调，专业知识分子不算“公共知识分子”，敢于和政府“唱反调”的才是“公共知识分子”。这种鉴别的标准是从西方学来的一点皮毛，他们把公共知识分子当作某一政治派别的同义语，而没有真正理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使命。

这两个“套”把“知识分子”弄成了一个边缘化的敏感身份。而实际上，这二者都是错误的、有害的，其根源在于否定了知识的正当地位和作用。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从事精神生产和传播的专业人员，包括教师、科学家、医生、记者等。“知识”，本质上是用人类的方式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精神成果，是全人类公共的东西。

在人类生活中，无论哪方面的真实知识都永远是“宁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从事知识生产劳动的人，就是为人类做着一些正当而不可或缺的事情。至于这些知识能否用得上，那是历史机遇问题。如一个研究昆虫的专家两次解决了大难题：一次是推荐用蜣螂（就是屎壳郎）拯救澳大利亚草场；另一次是通过鉴别蚂蚁品种拯救了大华衬衫总厂。1983年11月，日商指控北京大华衬衫总厂出口日本的衬衫纸盒中夹有活蚂蚁，出现贸易纠纷。大华衬衫总厂求助蚂蚁研究专家唐觉，他与助手仅花了三天时间就提供了衬衫中的伊氏臭蚁并不生长在中国北方、只能是在日本进入的依据，挽回了国家及企业的信誉。很多专业知识分子，研究又冷门、又偏僻的东西，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发挥应用的机会。但是将其积累在人类知识宝库里，就是精神文化的必要成果。站在本专业的前沿，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靠得住的新知识，力求达到最高水平，是专业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

有些学者本来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他们对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完全属于正常的专家意见。可一旦将其算作“公共知识分子”，就显得带有偏见了，好像这不是他们的专业，有张冠李戴之嫌。

在专业之外，知识分子都是正常的个人、普通的公民。作为国家社会的主人，知识分子是和其他老百姓一样的劳动者，在专业内外都有自己的权利和责任。有些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和“自我边缘化”，这是不对的，要理直气壮地担负起作为国家社会主体的责任，不能成为外行指挥棒下的被动求生者、生活中的孤立者或逃避者。

3.写文章如何更“接地气”

如果“前沿”是指生活实践、历史发展的前沿，那么写文章就应该越“接地气”越好。要“接地气”，需要在两种关系上找到感觉。

一种是“说事与做事”的关系。比如，研究哲学的学者认真研究哲学，担当科研和教学任务等，则叫“做事”；如果让其去评论足球比赛、卫生防疫、市场管理、股票行情等，则叫“说事”。“说事”和“做事”之间，表面上属于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现实的矛盾关系，实际上是主体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如何，是“自家人”式的互动，还是“仇人”间的对立？如果“说事的人”和“做事的人”的根本立场、利益和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那么“说”的和“做”的就可以良性互动起来；如果是后者，就注定成为对抗。

古代有一个皇帝委任某大臣以重任去处理某事。不久，这位皇帝便收到很多批评这个大臣的奏折。皇帝看了以后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将这些意见转告了这位大臣，并写了两句话：“议事容易任事难，任劳须是任得怨”。撇开君臣关系，这两句话对于协调说事与做事的关系来说，是很有启发的。即在立场和根本目标一致的前提下，要让说事和做事成为互相理解、互相合作、互相促进的关系，而不是互相挑剔、互相排斥。做事的时候，要敢于担当、任劳任怨，同时合理听取别人的意见；说事的时候，要理解做事的人，尊重他们的意愿和努力，使“议事”成为一种合作式的对话，而不是单方面的指责。如果说事的看不起做事的，人家怎么做都看不顺眼，或者做事的看不起说事的，觉得对方是天天“站着说话不腰疼”，长此以往，合作关系就变成了对立关系。

一种可以比作“上菜与备料”的关系。讲课、写文章、出成果，等于是“上菜”。要想做好菜，前面的备料和加工过程是真水平、硬功夫。所以要认真负责，备料越充分越好，加工越精细越好，每一环节都草率不得。但是如果人家是来吃菜的，不是来学习或检查做菜的，那么你上菜的时候，就不必把备料清单和炒菜技术也端上去，不必炫耀自己的备料。同样的道理，写文章不必过多地告诉读者自己读过多少书、学到了什么等等，也不需要用很多高大上的专业名词镇住读者，只需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这是理解和尊重对象、理解和尊重大众、理解和尊重实践的表现。

《红楼梦》里有一副很妙的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你的学问是“世事洞明”，而你的文章要“人情练达”。我们要尽量让自己的学术成果为实践服务，要考虑实践者的需要。如果不看对象，摆出一副传道授命的面孔，只把别人当作“启蒙”对象，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大众，拉开架式炫耀自己，抛出的只是自我欣赏的套话、大话，就会把自己架得悬空、不接地气了。

《苗生》是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文章描写了陕西岷州的书生龚生到西安参加科举考试途中遇到虎精幻化成人的苗生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这篇聊斋故事提醒“秀才”们，不看对象、一味自我卖弄和自我欣赏是有危险的。当然，我们不能光从外界找原因，也要查找自身的问题，让别人信服自己说的话、做的事。如果没有这种自省意识，可能会自讨没趣。学者做学问不但要高标准、严要求，还要有自我批判的自觉意识，才能独立担当自己的责任，这才是一种接地气的状态。

五、当今时代的几个哲学问题

（一）“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格局和走势

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看，冷战结束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冷战时期，世界已经逐渐形成以“两大阵营”为主的两极对立的格局，斗争主要方式为政治上的对抗、军事上的对峙、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经济上的割据。这个格局，是自然界“丛林法则”即“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规律法则的表现结果。两次世界大战都起源于这样的争夺，其他无数次大大小小的血腥战争、侵略和屠杀，体现的也都是“丛林法则”。自从世界上有了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以后，则变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跟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几十年冷战的结果，是苏联解体。这貌似是西方资本主义取得了胜利，但此后世界并没有按照两极对立的逻辑发展，不是一方战胜了另一方之后，就成了一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独大的世界格局。相反，当今世界日益呈现出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的大事。曾经有人以为，世界上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可以统一了，可以搞一个“全人类普遍价值宣言”了。1998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起草“全人类普遍价值宣言”曾在北京专门召开亚洲地区专家会议，讨论如何拟定一套全人类统一的价值观念。会上，中国学者都认为，不宜以“推己及人”的方式产生普遍规范。原因在于，价值和价值观首先是主体的权利和责任。这就如同早就有人想用“世界语”来统一全世界各种语言一样，各民族要放弃自己的母语，这个代价和风险会有多大？谁买得起这个单？可见，这种方式是脱离实际、难以成功的。最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放弃了这个“宣言”，于2001年发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这就是说，与其急于统一思想观念，形成单一格局，还不如重新认识和理解人类的主体多元化、文化多样性问题。

冷战结束意味着要形成一种新的世界格局和世界思维方式。多年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也都是以两极对立、冷战思维为前提的，这样的制度和体制要想完全转变过来，需要全球化进程达到一定程度。这是人类历史的大任务，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大趋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我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了非常有力的支持。倘若此时谁重拾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对抗，不仅害人害己，而且也很落后。在这个问题上，哲学思维也要找到新的立足点。

（二）高科技和网络带来的社会生态变化

高科技和网络带来的社会生态变化非常多，从哲学的角度有两点。

1.多元主体意识的觉醒

以前在两极对立思维下，虽然也能看到世界各国、地区、民族的主体是多元的，但先入为主的信念总是在那里纠结着：多元之中必有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之分，而且它们是互不相容的。因此，坚持真理就是要让先进引导落后，正确压倒错误……这种思维用在知识和真理问题上当然是对的，也是传统观念中合理的普遍原则。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真理与价值的区别，把价值问题当作真理问题来对待，导致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落后，甚至重回黑白两道之间的对立纠结。

在价值、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问题上，以为凡“正确”都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这是一种“一元主体”，而不是平等视角下的“多元主体”意识。“自我中心主义”者不承认别人也是独立的价值主体，不懂得不同主体各自的权责之间是不能互相取代的。因此遇到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问题时，这种思维不是用多元主体各自的权责来判断其行为，而总是要寻找一个不管主体如何，或对任何主体来说，都是唯一“正确”、同等“重要”、一律“应该”的答案。正因为如此，这种思维越来越脱离现实，越来越解决不了问题、跟不上发展形势了。当前，在国内外学术界凸显出来的很多“难题”和“悖论”就是集中的写照。

2.“后真相”的启示

随着主体多元化的呈现，舆论中的“真相”信息也日益多元化。实际上，“后真相”时代的本质是价值思维、主体性思维凸显的时代，只有把价值思维、主体性思维纳入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思考习惯，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

那么，“后真相”时代的“真相”到底重不重要？要怎样把握？有人认为，任何对真相的描述都受描述者认识的局限，也受描述者价值取向的干扰，真相背后还有真相，真相是永远查不清的。于是，就可以不讲真相，只讲态度、感情和表达，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事实上，这样的行为是人类理性的无奈和堕落。

笔者认为，以往要求“穷尽真相”常常会导致虚无主义或独断主义的真相垄断之争。而“后真相”的发现从两个方面展开了真相的复杂性：一是认识的主体性因素无可排除；二是主体价值取向的污染必须加以过滤。这意味着把握真相的过程很复杂，标准更高了，需要有更高的自觉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真相”的本质有点像信息。信息论告诉我们：信源发出的质量和能量，经过信道传递到信宿那里，帮助信宿消除不确定性，这叫“信息”；如果反而增大了不确定性，则叫“噪音”。可见，“后真相”时代的“真相”观念和法律上所讲的“事实”“证据”等概念有相通之处。把握真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的站位和自觉，主体站位不能过偏，不能过低，才能达到完整的高度，用大局观照亮关键的细节。

有一个小案例：某跨国制鞋公司派两个人去非洲某地做市场调查。第一个人去了以后报告说，毫无希望，这儿的人根本不穿鞋！第二个人却报告说，大有希望，这儿的人还没穿上鞋！他们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情景，然而两个报告结果却完全相反，因为他们的价值判断不同。那么，在“后真相”时代到底该怎么看呢？应该是把对象的存在和个人的价值取向结合起来。比如到非洲去调查，不要只看见很多人不穿鞋，还要看一看有没有人穿了鞋。特别是那里的上流社会，是不是有很多人穿鞋了？不穿鞋的人穿上了鞋子，是由于什么原因和条件呢……掌握了这些原因和条件，就能给公司开辟市场提供切实有效的建议。既不像第一个调查员那样完全绝望，也不像第二个调查员那样盲目乐观。只有这样，真相才是完整的。可见，“后真相”不是“无真相”，而是要求主体提升对真相把握性的自觉性，对主观取向保持反思和自觉，着重在对象事实那里寻找从“实然”通向“应然”的条件和路径。

了解真相的过程，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不确定性”，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偏向或成见当成根据。如今，网络上每天都有人抛热点话题和跟帖炒作，其背后往往是人为策划的。因此，我们要善于透过“泡沫”看到下面的“水流”。“水流”是指生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主流、主导趋势。我们有时只爱看某一种、某一类、某一倾向的信息，这叫“信息偏食”，往往导致对事实和真相的观察判断“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像你守着排污口去看水流，看见的只是污水，不是江河。天天如此，就没有社会生活的整体感、过程感、历史感了，就会落后于时代。因此，对涌现的各种新闻和信息，我们要有清醒的意识去辨别真伪。

（三）价值独断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种价值观念成熟不成熟的主要标志是看人们对价值选择和判断的权利与责任及其界限是不是清楚、明白、自觉，并且能够一贯坚持下去。当然，“成熟”不等于完全正确。反观我们自己，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一会儿讲道德，一会儿讲功利，经常摇摇摆摆，如此不能一以贯之、始终如一，实际上是价值观念还不成熟的表现。

这里，笔者就价值观念谈一谈美国。美国人在乎两点：一是国内经济；二是国际地位。一条对内，一条对外。可以说，这也是在美国当总统的底牌、底线所在。美国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种核心价值观念，即美国是最优秀的，美国要领导世界，这个地位绝不能被侵犯，不能被动摇。1776年1月出版的托马斯·潘恩的《常识》里说：“我们有能力让世界从头来过，新世界的诞生就在你我手中。”这给美国人建立了一种自信，认为不但自己是最好的，而且自己的这一套要通行全世界。19世纪中叶，有一批被称为“青年美国人”的纽约知识分子鼓吹“天定命运”论，主张向北美大陆甚至全世界推广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他们认为这是上帝赋予美国的神圣使命，也就是美国的“天定命运”。后来，美国宪政问题专家克里昂·斯考森总结了“美国28条立国原则”，其中第二十八条是：“秉承天命的美国应该成为全人类的榜样与福音”。众所周知，特朗普竞选期间的著名口头禅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Americagreatagain）。其实，不仅仅是特朗普，历任美国总统对“伟大”一词都有所青睐。

这也就是说，美国人在多年形成的思想文化观念深处已经确立了这样一种爱国主义精神：美国是最好的，美国在一切事情上都比别人特殊（例外），美国应该担当世界的“老大”！因此，这种包含了种族自信、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等精神力量的美国感受到中国崛起时，是决不能容忍的。

这也许就是近年来美国“咬”住中国不放的价值观念和民意基础。

从哲学的高度看，美国人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这一点并不错，但因此得出“唯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推论，则是陷入了“价值独断主义”的误区。笔者曾在《价值独断主义的终结》一文说：“自古以来，价值独断主义被多数宗教信仰和主流意识形态自觉地维护和传播着，使它积累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成为一种‘普世’型的、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思维方式。”写上述这番话时，笔者感到自己是在向全世界的权威价值观念挑战，有很大风险，但现实却越来越证实了此判断。上述美国的价值观念，即是最鲜明的、甚至有些极端的例证。要想超越价值独断主义的局限是很不容易的，不仅需要有价值主体性的意识，而且要认同多元主体之间平等的权利和责任，这些思想观念上的大转变目前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种种传统观念及思维方式的阻碍。其中，如何对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就是一个焦点，很具有代表性。

有人发出疑问：中国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这个共同体是不是得有个“老大”呢？中国人是不是想接替美国当世界“老大”呢？美国能同意吗？笔者认为，“一定要有老大”，这就是一个丛林式思维的习惯。事实上，我们寻求的是一种多元平等、共生共荣的生态体系。你见过百花园里有“老大花”“老大树”吗？一个不需要有“老大”即霸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诚然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却是现代人类已经意识到、呼唤着、争取着的合理状态。然而现在，有人根本不愿意构建这样的共同体，他们制造舆论混乱，散布“中国威胁论”等。

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要以“不缺席、有担当、不争霸”的勇气、智慧和胸怀，担当起对人类光明前途的责任。

第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中国要在场，不容许别人把我们排挤出去。第二，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第一担当；同时，尽可能为人类作贡献，也是应该担当的责任。第三，“不缺席、有担当、不争霸”这三个词，一定要当作统一整体来理解，要有新的思维方式。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体量最大”的一个成员，在这个历史性的挑战和机遇面前，既不应消极也不应轻狂，既要有担当又不企图包揽，既不能缺席也不想争霸。

（四）多元主体的权责与民主法治

在多元主体和多元价值之间怎样实现和谐共处？在国内和国家治理问题上，要靠民主和法治。在承认多元主体权利和责任的情况下，唯有民主法治才能缓解价值冲突，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和舆论氛围。法治思维和非法治思维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主体的定位。

一种是“拟神化的一元主体”。即把法治的主体看作神一样的、高于一切人的唯一主体，必须全知、全能、全力、权威。设想这个主体在那里操作和运作，法律和现实所有的立法司法人员都只是它的工具。

另一种是“权责到位的多元现实主体”。即承认现实的主体是多元的，而多元之间的界限和联系都系于权利与责任这个社会纽带。因此，保证权利与责任的统一和到位是法治的实质和灵魂。

当社会有一件争议乃至诉讼的事情发生了，法治思维和非法治思维表现如下（见图1）：

非法治思维

1.谁对谁错?（以正义的名义介入）

2.给我真相，就能判断（普遍主义真相观）

3.这里有正与邪的较量（两极对立）

4.这次不公，下次轮到你（个体本位和道义绑架）

法治思维

1.判断对错，是谁的权力和责任?（主体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