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两起劳动纠纷引起网络热议，“打工人”的权益保障，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陆先生系上海某物业公司员工。2020年1月6日，陆先生因父亲生病向其主管提交请假单后回老家，请假时间为2020年1月6日至1月13日（共8天）。次日，陆先生因公司未准假而返回，途中得知其父亲去世便再次回家处理丧事。返沪后，陆先生被公司以无故旷工为由辞退。
尽孝是每个人必须担当的，人生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是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起码品德风范。然而，在涉事企业领导眼中，这竟然只是“无故旷工”？这种冷酷无情的措辞和处置，不仅将此次事件顺利送上热搜，也使涉事企业迅速成为众矢之的。
相比起陆先生的遭遇，杭州王女士所经历的事情虽然没有那么沉重，但却显得更为荒诞。
事情是这样的。王女士晚上9点才下班，可领导不让她走，让她跳一会儿舞。因为公司马上开年会，需要排练节目。王女士很疲惫，直接回了家。领导向上汇报此事，王女士在微信群里提建议：事情能否提前安排，不要临时通知。没成想，公司认为她在顶撞领导，要求她离职。
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各地都在呼吁“不扎堆、少聚集”，企业此时仍执著于“开年会”，本身就是对疫情防控的疏忽和懈怠。无论王女士在微信群里面说了什么，涉事企业对疫情防控的不以为意，以及对员工行为的过度干预，都是显而易见的。更为重要的是，王女士的言行到底有多严重？竟至于公司要对其处以辞退的“极刑”？
此次事件中，还有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员工的业余时间应该谁做主？
从这两起事件，人们吃惊地看到，某些企业对员工行为的干预已经延伸至工作时间之外，甚至尽人子孝道，也能被罗列为不可饶恕的“罪过”。
劳资平等是劳资关系中的基本准则，在那些一言不合即辞退员工的事件中，既看不到企业对劳动法规的遵守，也看不到对法定权利的尊重，唯一能看到的只有对劳动者权益的粗暴践踏。虽然企业在劳资对话中占据有利位置，但法律始终在鼓励劳资双方平等博弈。这正是山东高法选取陆先生遭遇作为分享案例的关键所在——陆先生提起诉讼后，一、二审法院均判决涉事公司违规解除合同，应支付陆先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5万余元。
诚如二审法院所言，劳动者有自觉维护用人单位劳动秩序，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义务；用人单位管理权的边界和行使方式亦应善意、宽容及合理。现实生活中，某些用人单位的管理理念和方式为何缺少“善意、宽容及合理”呢？究其原因，在于缺乏道德自律的“耻感”以及法律问责的“痛感”。
就此而言，陆先生的遭遇无疑具有标本价值，其最大意义不在于涉事企业接受什么样的处罚，而在于法律亮明了立场和态度：企业不能任性，管理必须守法，劳动者的权益不容侵犯。
目前，杭州王女士也已经准备依法维权，在管理中同样缺乏“善意、宽容及合理”的企业，相信很快就将付出相应的代价。
维护劳动者权益，既需要“道德的血液”，更需要法律的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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